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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風東漸與近代社會

熊月之   繪:   譯:  

  • 開本:16
  • 頁數:524
  • 出版時間:2019-3
  • 書號:9787544484671
  • 定價:98.00
  • 叢書:
  • 品牌:
京東 亞馬遜 當當
內容簡介

在西力東侵、國際慣例、思想變遷與政治權力推動這四個方面共同作用下,近代中國的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。本書從思想、人物、翻譯出版、鐵路、留學、西醫、教育等多方面,探討了近代中國在西力東侵下帶來的深刻影響和改變,重塑對近代中西交匯下一些人和事物的認識。

目 錄

文化傳播

《大英國統志》述論              

郭實臘《貿易通志》簡論              

從晚清“哲學”譯名確立過程看東亞人文特色         

《清史·西學志》纂修的一點心得——晚清邏輯學譯介的問題     

思想演變

西力東侵與道咸時期的回響           

自強運動時期思想演變脈絡           

近代早期出國人員的觀察與感受    

略論同光之際鐵路問題的復雜性    

略論晚清改造胥吏的思想    

略論同光時期士大夫的“天心”說   

華盛頓形象的晚清中國解讀    

社會變遷

西物東漸與歷史研究話域的拓展  

西風東漸與近代禮俗變易    

同光時期西教、西醫、西俗形象的演變    

同光時期通商口岸對中國社會的刺激         

從《知新報》看上海與澳門之間的信息走廊    

上海與澳門城市品格比較    

群體動向

近代中國讀書人的命理世界        

略論近代買辦與中國文化自為           

沿??詘凍鞘兄形鞴偕鵒氡浞ɑ壩锍氏幀?/span>-基于格致書院及其課藝的分析 

人物研究

李鴻章在自強運動中的行事特點        

略論邵作舟《公理凡》思想特色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宗方小太郎與近代中國         

孫中山振興中華思想的三個世界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史學理論

研究模式移用與學術自我主張——基于“中國中心觀”的思考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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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推薦

深入剖析西風東漸下近代中國社會的全球化道路進程

為回應全球化問題提供難得的地方性知識

全球化帶來兩個截然不同的后果,一是趨同,一是顯異。

西風東漸的過程,既是對外部世界了解逐漸加深的過程,也是將中國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、與其他文化比較的語境中重新解讀的過程。

發生在近代的全球化,以資本逐利、文化擴展為內力,以工業化、城市化與民主化為利器,從歐美出發,越過崇山大洋,向亞洲、非洲等地四散奔襲。這波全球化,具有以優汰劣、以強凌弱的不容分說、不可抗拒特性。

(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)既是了解、學習西方的進程,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動而主動、由自在而自覺的不斷邁進的過程。

自1840年至1949年,資本主義全球化洪波涌起,排空而來,中國被動卷入,被迫認知,進而努力因應。近代以前的中國,雖然與西方世界也有過聯系,有所了解,但誠如蔣廷黻所說,那種聯系是時有時無的,也是可有可無的,那種了解則是幾分真實,幾分朦朧。發生在近代的全球化,以資本逐利、文化擴展為內力,以工業化、城市化與民主化為利器,從歐美出發,越過崇山大洋,向亞洲、非洲等地四散奔襲。這波全球化,具有以優汰劣、以強凌弱的不容分說、不可抗拒特性。李鴻章說“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,是就古今而論;孫中山說“世界潮流,浩浩蕩蕩,順之則昌,逆之則亡!”則既有所向披靡的凌厲,又有以大化小的磅礴。表述不同,指稱對象則是一個。

面對這一浪潮,中華文化的兩大優良傳統同時在發揮作用:一方面,基于疆域遼闊、人口眾多、文明悠久而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,堅決勇敢地反對侵略;另一方面,秉持見賢思齊、恥落人后的務實精神,努力了解西方,盡力學習世界先進文化??夠髑咳?,師人長技,兩方面交互作用,相互支撐。于是,中國在一次又一次地堅決反對列強侵略的同時,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了解西方、學習西方的熱潮。從自強運動、維新運動、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,從技術革新、制度革新到文化革新,既是了解、學習西方的進程,也是在全球化道路上由被動而主動、由自在而自覺的不斷邁進的過程。

這種由被動而主動、由自在而自覺的轉化與邁進,是相當艱難而復雜的過程,充滿了矛盾與抗爭。本書收錄的文章,大多環繞這一議題而展開,其中既有對國門洞開初期國人對西方世界曲折認知的分析,包括對歐美世界的遠望與近觀,對西方哲學知識的粗識與細解;也有對自強運動興起以后各種因應措施的討論,涉及鐵路制造、胥吏改造、學校興辦、城市發展等;還有對李鴻章在自強運動中行事特點、孫中山振興中華思想的剖析。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內涵多有重疊,惟現代化的文化遞進的歷時性更強,而全球化的文化傳播空間性更濃。現代化關注的眾多議題如工業化、城市化、民主化都可歸入全球化范疇,但全球化有些領域與側面則很難為現代化所涵攝,如禮儀與風俗的嬗變,國旗、軍旗、國歌的產生與使用,新式軍禮、新式婚禮、握手禮的采用,西餐、咖啡被歡迎,接待外賓時鋪紅地毯與鳴放禮炮等,這些似乎很少由于進化原因,而更多出于從眾心理。從眾,就是順勢,這正是全球化魔力的突出顯現。

全球化帶來兩個截然不同的后果,一是趨同,一是顯異。人們打破各種空間障礙與文化壁壘,逐漸認可共同的生產方式,趨于同一生活方式,朝著同一方向前行,這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,屬于人類普遍性的東西,將逐漸取代各民族特殊性的東西。這是趨同。另一方面,正是在全球化過程中,他民族特殊性與人類普遍性的圖景,成為無處不在的鏡鑒,映照出各民族因不同自然稟賦、獨特文化傳統而形成的特殊性,凸顯出各民族獨一無二性與不可替代性。這是顯異。趨同與顯異構成的全球化二律背反,注定了西風東漸的過程,既是對外部世界了解逐漸加深的過程,也是將中國固有文化置于全球背景下、與其他文化比較的語境中重新解讀的過程。收入本書的《略論同光時期士大夫的天心說》與《邵作舟<公理凡>思想特色》,揭示的都是中國讀書人在新的文化視野下對國故的新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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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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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簡介

熊月之,江蘇省淮陰人,1949年12月生,1978年春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,同年秋考入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班,師從陳旭麓先生,1981年秋畢業,獲歷史學碩士學位,同年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工作。現為副院長兼歷史所所長、研究員,社會科學雜志社社長,《社會科學》與《史林》雜志主編,復旦大學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兼職博士生導師,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,上海市政協委員。1998年被評為國務院有突出貢獻專家。著有《章太炎》(1982年)、《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》(1986年)、《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》(1994年)、《上海通

精彩書摘

研究模式移用與學術自我主張

——基于“中國中心觀”的思考[1]

最近三十多年來,中外史學界交流日益便捷頻繁,人員之相互往來,資料之互通有無,理論、方法之互相啟迪,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與繁榮。歐美史學界種種新理論、新方法、新史料,持續被介紹與引進,給中國史學界吹來陣陣新風。但是,在引進中也存在一些問題,比較突出的是對于某些研究模式的簡單移用,缺少深刻的理性反思?!爸泄行墓邸鋇囊樸?,就是一例。

美國一部分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模式,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后,發生明顯轉變,就內容而言,由先前研究政治史、制度史、中外關系史與思想史為主,轉而以研究經濟史、社會史為主,區域、城市、企業、工人、農民、婦女、同鄉組織、幫會等成為重要議題。這種轉變,用美國學者保羅.柯文(Paul A. Cohen)的概括,就是由“沖擊—回應”模式向“中國中心”模式的轉變。

這種轉變的發生,既與美國學界對中國研究學術變遷內在邏輯有關,也與這些學者研究環境的變化有關。美國五六十年代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,年長一些的如費正清(John King Fairbank,1907-1991)、賴肖爾(Edwin O. Reischauer ,1910-1990)等,多有從事外交活動與外交史研究背景,年輕一些的如史華慈(Benjamin Schwartz,1916-1999)、芮瑪麗(Mary C. Wright, 1917—1970)、列文森 (Joseph R. Levenson, 1920–1969)等,他們學術研究生涯中最有創造力的階段,恰值國際上兩大陣營冷戰時期,無法進入中國大陸進行實地考察、獲取過細的資料,而研究外交史、制度史與思想史,則可以通過解讀官方檔案與精英著作展開。撰寫《美國與中國》(費正清,1948)、《中國對西方的回應》(費正清,1954)、《東亞文明史》(費正清與賴肖爾等,1960),剖析嚴復(史華慈)、梁啟超(列文森)等人思想,是他們最合理的選擇。

及至他們學生一輩,孔飛力(Alden Kuhn,1933-2016)、史景遷(Jonathan D. Spence, 1936-)、魏斐德(Frederic Wakeman Jr.,1937-2006)等成長起來以后的六七十年代,有兩方面的因素促使其研究路徑發生變化:一是社會環境與獲取資料條件的改變。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沼,青年學者奮起對帝國主義與侵略戰爭進行反思與批判。中美關系正?;院?,特別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后,美國學者進入中國進行實地考察的機會越來越多,接觸到的鮮活資料越來越豐富,了解的中國越來越立體化。二是思想環境的變化,歐美學界社會科學的繁榮,特別是法國年鑒派史學思想在歐美世界的廣泛傳播,滲入到美國史學界。年鑒派史學強調的長時段、小范圍、目光下移與綜合性研究的取向,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。于是,研究長時段的《中國的農業發展:1368-1968》(珀金斯,1969)、《改變中國:在華的西方顧問,1620-1960》(史景遷,1969)、《中國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》(魏斐德等,1975),研究地區與基層的《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:1796-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》(孔飛力,1970)、《改良與革命--辛亥革命在兩湖》(周錫瑞,1976)、《華北的叛亂者和革命者,1845-1945》(裴宜理,1980)等,相繼問世。八十年代以后,研究地區與基層的著作成批涌現,包括研究華北地區(黃宗智)、漢口社會(羅威廉)、北京黃包車夫(斯特蘭德),其中以近代上海各種社會階層、群體為研究對象的最為突出,諸如警政(魏斐德)、資本家(高家龍)、工人罷工(裴宜理)、學生運動(華志建)、銀行職員(葉文心)、蘇北人(韓起瀾)、同鄉組織(顧德曼)、妓女(安克強、賀瀟)等。

對于這種由多重因素綜合影響下的學術轉變,美國學者曾從不同角度、以不同方式進行概括與分析,柯文將其概括為由“沖擊—回應”向“中國中心”模式的轉變。他在1984年出版的《在中國發現歷史—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》一書中,對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傳統中國研究模式進行批評,對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國的中國研究所出現的新趨向進行評述,稱其為“中國中心觀”??攣娜銜?,以費正清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美國學者,用“西方沖擊—中國回應”這個模式來解釋近代中國歷史,嚴重夸大了西方沖擊的作用。這種西方中心取向的癥結,在于把西方這種局外人的狹隘觀點強加在中國歷史之上,而對于什么是變化,哪種變化才是重要的,這些都是由西方來界定的。[2]

柯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,1989年在中國出版,后來一版再版,還出了修訂本,并被譯為日文、韓文,影響之大,完全出乎柯文本人的預料[3]。尤其在中國,此書所受關注程度之高,影響范圍之廣,時間之長,遠在其他一般海外漢學著作之上。筆者以“在中國發現歷史”與“中國中心觀”為關鍵詞在知網上搜索,共得文章36篇,包括一篇博士論文與兩篇碩士論文,時間截止2015年,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史學刊物都有介紹或評論。[4]

對于此書的影響,羅志田在2004年稱,“‘在中國發現歷史’取向,近年受到許多國人贊賞或仿效”,此書“引用率甚高,‘在中國發現歷史’一語幾成口頭禪”。[5]李學智在2010年歸納學界的反應:或稱柯文“中國中心觀”的理論體系建立在較精密和周全的論證上面,并以各種歷史事實加以驗證,基礎比較扎實;或認為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對“西方中心觀”模式的批判和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實踐基礎之上,值得肯定;或認為柯文試圖超越西方“現代性”沖擊中國傳統社會的舊說,打開了一扇透視中國近代史的新視窗,評論各有側重,但從總體上說,對“中國中心觀”多予肯定[6]?;褂腥順?,此書在大陸的譯介,引起了學術界的“轟動、共鳴和推重”。[7]當然,其中有不少富含學理的批評性討論,汪熙、羅志田、李學智、夏明方、朱滸、楊劍利等人,對柯文著作都有頗為深入的剖析與批評。

各位學者感受到的“引用率甚高”、“轟動、共鳴和推重”,是有堅實的經驗基礎的。且不說我們時常能在各種會議上聽到人們對“在中國發現歷史”的毋庸置疑的肯定與強調,在各種論著中看到人們對“在中國發現歷史”的持續引用與討論,即以數量眾多的近代史研究生論文選題而言,盡管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,但還是可以明顯地感受到,以中外關系史、西學傳播史為題的,明顯地不如區域史、社會史、經濟史受歡迎,因為前者更容易與“沖擊-回應”模式相關聯,而后者更易于從“在中國發現歷史”角度去發揮。

對于《在中國發現歷史》一書本身的內容與評價,學界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介紹與評論,毋庸贅述。筆者想探究的是,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了此書在中國的“轟動、共鳴和推重”,其背后的機理是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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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 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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